黄炎培的“大职教主义”思想和启示

南阳信息工程学校　杨雨新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浦东川沙县人。他深感我国实业的不发达，学校教育脱离生活实际，中学生毕业无就业之技能，而用人者又叹乏才，并受到美国职业教育的影响。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从事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　他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近现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卓越的教育理论家和勇敢的教育实践家。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他所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至今已有76年。职教社在全国解放前有社员三万多人，出版的刊物、书籍120多种，从1917年到1949年办理学校共10所，职业补习教育机构49所，职业指导机构25处，农村改进事业30处，前后累计举办、代办或合作事业114处。目前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在北京、上海、云南、河南、河北、黑龙江、福建、安徽、深圳、重庆等九省市有地方职教社和支社，是我国活动时间最长的人民教育团体。

一、　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产生的动因分析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在政治上，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在经济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由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向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导的近代经济转变的时期。按照经济史的划分，黄炎培主要处于中国近代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由于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进步，这一时期的工矿交通业、服务业等民族工商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技术含量的变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大批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训练的专业人才和一定数量的管理人才。而在现实中，一方面，大批的学校毕业生苦于所学非用，“毕业即失业”；另一方面，经济生产领域又苦叹人才奇缺，不得不用高薪去聘请洋人。基于这种情况，当时一位民族资本家说：“在失业者方嗟叹活计之难寻，在事业界方忧虑需要人才之无多”“吾国各业之不振，皆由于缺乏适用人才，并缺少独树一帜之人才耳。”这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基础。黄炎培在论及自己倡导职业教育的原因时就说：“一般社会生计之恐慌，百业之不改良为又一刺激，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无算为又—大刺激。”　黄炎培奔走呼告，为中国推行职业教育制造舆论，并于1916年在江苏省教育会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1月至3月，他与郭秉文等人赴日本、菲律宾各地考察教育。他认识到职业教育不仅盛行欧洲，渐推美国，而且施及东方，同时还认识到职业教育对富国富民的重要意义，深感“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这次考察归国之后，他更加决意倡导职业教育，并加紧筹备、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此后几十年间，他就一直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舞台，开展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和广大的民众而成为“象牙之塔”，要让社会和广大民众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于是，1926年，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开始对以往八九年来的职业教育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要发展职业教育，就必须确立新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这就是“大职业教育主义”。

二、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内涵　黄炎培把“大职业教育主义”当做职业教育的方针，视其为指导职业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纲领。然而，要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基本精神加以深入领会和理解，就必须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基本内涵做进一步的阐释和分析。

1.在对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理解上，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坚持广义的职业教育观。1917年，他指出，“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惟实业教育，兼含研究学说之意味。而职业教育，则专重实用，纯为生活起见。”他明确地指出：“不要说师范教育、医学教育等等都是广义的职业教育，就是大学、中学、小学和职业教育何尝没有一部分关系?”

2.在职业教育的目标确定上，他提出要“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使学生不仅获得一技之长，更要着眼于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他说：“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职业教育目的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3.　在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关系上，他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加强和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联系，彼此融通，重视在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中开展职业教育，为学生踏入社会做好准备。“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在具体举措上，他认为必须考虑到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而开展职业教育。指出“小学课程，得于较高年级，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之教育”，“初级中学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职业学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实际需要情形定之”，“大学及专门学校得附设专修课。凡志愿修习某种职业而有相当程度者人之”。他明确提出了小学生也要加强职业陶冶，指出：“职业训练，职业学校所有事也。职业陶冶则非仅职业学校所有事，而一般小学校所有事也。”

4.在职业教育与社会以及职业界的关系上，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加强与社会的联系，考虑社会，特别是职业界的需要，关注广大民众的需求。“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在如何才能办好职业学校的问题上，他认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他还认为，除了办好内部工作之外，“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情，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他反复告诫人们，“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所以，职业教育，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这是他“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出发点，也是他“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落脚点。

5.　在职业学校办学模式上，他认为职业教育专业的设置、课程教材的开发、教学的设计以及师资聘任等都要考虑职业界的需要，要和职业界加强联系；同时，职业界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指出：“设什么科，要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他主张产业界和学校要共同承担起职业教育的责任，职业教育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培养职业界适用的人才。他还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产学联合体、实行联合办学的可贵见解，认为和职业界加强联系还可以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把教育和实业联为一体，一方安插人才，解决生计；一方即是开发地方产业”。他认为应该根据学校特点，开办校办工厂或农场，并依托这些设施举办工业或农业教育。

6.在教育对象上，他认为职业教育要面向全部社会职业，着眼于广大社会下层群众，除了举办各种正规的职业学校，还要举办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包括各种特殊人群的职业教育。针对形势发展的要求，在不同的时期，他分别强调了要适时举办面向不同人群的职业教育。“灾民职业教育”“伤兵职业教育”“裁兵后之职业教育”“清室旗人职业教育”都是他倡导的。他还提出了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的主张，拉开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进农村的序幕。特别是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之后，我国职业教育工作的中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普及全民”和“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应成为今后中国教育政策两个重点。

7.他还认为，政治清明、国家独立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前提。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捣毁，全国职业教育一落千丈。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从“教育救国”的理想中彻底醒悟过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并且呼吁广大同学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在这期间，他继续推行战时职业教育，倡导“教育救亡”，提出“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和救国救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体现之一。

三、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启示　作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黄炎培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是无人可比的。他极富民族特色和时代烙印的职业教育思想不仅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宝贵遗产，在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进程中将发挥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

1．确立起“大职教观”。传统职教观导致了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不顺、功能单一、对象狭窄、办学主体单一、办学方式封闭、价值取向功利化以及办学过于模式化等弊端。这种狭隘职教观把职业教育等同于学校职业教育、就业教育，导致了职业教育呈现出孤立、单一、封闭以及模式化和功利化等弊病，与社会脱节、与行业企业以及个人的真实需求的脱节。它已不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极大地阻碍了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亟需转变。我们要借鉴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必须拓展职业教育领域，摆脱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狭隘意识，确立起体现科学性、整体性、多元化、开放性、灵活性以及人性化等特点的“大职教观”。

2．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依据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发展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在“顶层设计”上，就要转变政府集权的体制，重构国家、市场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实施对职业教育的跨部门统筹管理，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的沟通协调机制；增加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建立多元投人的办学体制，鼓励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以市场为导向，逐步消除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实现职业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从管理向经营转变。新的管理体制要体现开放理念，在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之下，实现初、中、高等职业教育之间，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间，家庭教育、社区教育、职业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之间，以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残疾人教育之间的融合和衔接，使它们有机地统一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3．加大国家举办弱势群体职业教育力度。借鉴黄炎培“应普及全民”的职业教育思想，必须重视开展全民职业技术教育。它不仅应面向学龄青少年，而且应面向其他所有人，特别是被传统的正规教育体系排除在外的特殊人群，包括需要继续接受学习或即将转岗的在职职工、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渴望再就业的城市下岗职工、残疾人，以及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等等。就当前来说，首当其冲，我们要解决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大量下岗职工再培训的问题。

4．职业学校办学形式和职业教育功能的多元化。从形式上来说，它不仅重视开展学校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职业准备教育，而且强调要满足灵活多样的市场需求，同等重视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的职业教育、短期职业培训以及职业适应和职业发展教育，在教育类型、学习时间、学习形式、学习空间、学习内容、教学方式乃至评价方式等诸多方面应具有更多弹性和灵活性，并在教育决策、投入、管理以及评价等方面加以体现。“大职教观”重视开展终身职业教育。可以推广“弹性学制”和“学分制”。

5．出台相关政策推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借鉴黄炎培“职业界和教育界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思想，要彻底转变学科本位、学校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政府必须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力度，调动社会各方面(包括家庭、社区、劳动人事部门以及其他任何相关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真正形成“产学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学制规定、专业设置以及课程教学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6.职业教育要全面推行德育教育和素质教育。这也是黄炎培“大职教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